（赵汀阳，2020年，第5页）而对于哲学本身，赵汀阳的文章最具挑战性，也最具争议的地方，是对经典意义的批评。
人类从大自然的奥秘之中不仅得到认识上的乐趣，而且能得到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，它本身就是超功利的。第一层含义是，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非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。
这就告诉人们，人与自然的关系，绝不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、改造与被改造、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，而是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关系。但是正如前面所说，这种现代文化作为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，使人类中心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成为以征服自然界为能事的男权主义文化。现在是我们重新开发这一极其丰富的传统资源的时候了。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丰富的生态意识，虽然是以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但是却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，这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，我相信，它一定能够走向世界。这就构成差异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。
如同人的神形、灵肉关系一样，二者是统一的，不是分裂的，是一元的，不是二元的。只是由于人与动物在形体结构（气）上有所不同，因此，在人的身上能够完全实现，而在动物身上不能全部实现。但是在现实层面，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如何实现人的自由，这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和资源。
为此，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，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，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原型文化的内在机制受到严重压制，即便如此，原型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仍然在继续发展，正所谓不绝如缕。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汲取的，不可因现代化的进程而将其搁置。大本既立，达道方行，这即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，或成己成物之学。
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又一次发现。所谓重建，就是消解之后重新进行整合。
这就是人之良贵，人的价值所在。该文还提出人文主义宗教的问题，认为中国文化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文化，也不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，而是以人为中心而又追求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形态，兼有人本主义与宗教精神。至于五常，则要作具体分析，并不都是外在的社会伦理，它还是一种内在的德性。体既是知和行的问题，又是情的问题。
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，这就是传统文化也能够解释现代、批评现代。实际上，正如某些学者所说，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强制性与不自由，人们犹如进入高速公路的车子，不得不跟随潮流前进，这就使我们在进行选择时，往往不由自主地受制于客观环境（可称之为历史惯性），从而出现许多盲点。这一看法后来被中国学者所接受，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当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之学，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消解，因而不可能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路。
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，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，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。
这些多视角的观察、透视是完全必要的，符合现代社会多层次的发展需要。五四的历史功绩不能否定，但它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，触及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这个层面，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。
这决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想象，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无不如此。但是，如果进行消解之后重新加以整合，以开放的心胸吸收西方智性文化以及合理的感性主义，那么，中国的德性文化不仅是价值资源，而且能变成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所提倡的意志，则主要指强力意志、权力意志，康德的自由意志就更不讲了。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虽是主观的，却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，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。比如说，什么是人文精神？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？它与西方人文主义有何联系与区别？它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？是否一提人文精神，就一定要用西方人文主义的尺度作衡量标准？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恐怕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，甚至有很大分歧，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，至少还有讨论的余地。事实是，中国文化重视整体的人、完整的人，因此并没有将知、情、意等等分离开来，更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。
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现代不仅能够活下去，而且应当变成现代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。这样一来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某种理想社会，而不是实现理想人生。
中国文化又可称之为德性文化，它将自然界看作有生命意义的大化流行之道，将人看作生生不息之道的真正实现者，也就是自然目的的实现者，因此人就是目的。所谓现代性，无非是工业化时代所具有的基本性质，包括现代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。
它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也是建立在内在心灵的完整性这一基础之上的。在社会理论以及实践中，人既是主体，又是客体，就是说，人除了自身的心灵需要、目的追求，还需要一套客观建构及操作程序，以保证其实现，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权利与责任等观念。
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能力，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，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溯本求源，掘井及泉，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。它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，主张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，对于克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有积极作用。当然，要解决人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，但是，要解决现代化问题，首先是人的现代化，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消解。这种以实现内在德性为特征的文化，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显然是不能说明的。
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，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。有趣的是，这种看法首先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，而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。
作为认识主体，人将自然界作为认识和主宰的对象（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原意，也是目前有些人谈论主体性的依据），而与之对立。但是在知的问题上，中国文化确实没有发展出系统学说，也没有形成知识系统，既缺乏经验实证精神，又缺乏逻辑理性精神。
因为如前所说，外王的问题不是靠内圣所能解决的。中国文化虽然没有显发人的智性，因而没有走上科学技术之路。
在这里既不能把个体与群体、人与社会绝对分离（不可能），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。就人的根本存在而言，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。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，需要理性主义的洗礼，这是当务之急，但不可由此否定其自身的价值。古人所谓陶冶性情，是有理性原则的。
它重视内在而忽视外在，重视义务而忽视权利，重视主观心灵而忽视客观理性，其结果是，缺乏社会政治制度的建制，家族制一旦崩溃，便不知如何建设。人类一体化的过程，究竟是空间的扩大还是缩小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，这就是作为现代人的生存空间（或生活空间），决不是封闭的，只能是开放的。
二、原型的与变型的 有人认为，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、功利的，从属于政治的，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。就前者而言，缺点是明显的。
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，理性的权威大显身手，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、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，甚至主宰了一切，结果是出现了人的异化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文化很难说是理性主义的，所以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，充其量只能同西方的柏格森、怀特海等人比较。
